我在赫尔辛基大学的职业生涯起始于1970年，当时我进入社会科学学院学习国际政治。1973年，在著名的联合国专家Göran von Bonsdorff 教授的鼓励下，我申请去美国学习了一年的时间。在我日本室友的影响下，我的关注点很快从联合国转向了日本，当时日本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奇迹。作为课程的一部分，我们会去日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考察。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，当时的旅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：友好的人民，干净美丽的国家，完好的传统文化。在对日本文化和社会背景进行了更详细的思考之后，我觉得为了更好地理解日本，我必须去学习中华文明，因为这是日本文化很多方面的根源。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，我经常往返于芬兰和东亚之间，最初是作为一个学生，后来以各种职业身份，轮流去往日本和中国——在可见的未来，这种访问旅居还不会停止。

1975年九月初的一个早晨，我完成了我的硕士论文，并尽快提交给学院去评价。论文的主题从联合国变为了西藏的历史。当天下午，我就坐上了莫斯科号列车去往中国。当时的中国还在毛泽东的统治之下，后来的历史书里面，把这一时期称为文化大革命。

1986年底，我在大使馆的工作告一段落。在芬兰科学院对归国学者的支持下，我开始在赫尔辛基大学亚非系工作。不过，第二年夏天，我被邀请去哥本哈根工作。当时北欧部长理事会决定重组北欧亚洲研究所(NIAS)。为了适应变革，他们需要一个能实现过渡的院长。这次他们打算选择一个芬兰的候选人。三年时间里，对整个北欧的亚洲研究，北欧亚洲研究所给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全景性的视野。